5.Chapter 5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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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ins。”

黑暗中响起一阵纸张窸窸窣窣的翻动声，其间还有笔杆在硬质桌面上一下下敲打的单调节奏。

陌生人的声音机械地念出他的全名。

“Ainsley Alan Collins——回答问题。”

他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缓缓抬起头。

几盏惨白的灯高高悬挂在正上方，像一排没有温度的太阳，灯光刺穿了他眼睛上蒙着的那层纱布，仿佛将周围变成了一片白色的冰冷的海，而他则像海面上的一座孤岛那样默默坐在一张没有扶手的椅子上，双手铐着手铐。

两周前他才刚刚恢复意识。

现在的他仍十分虚弱，光是静静坐着都觉得四肢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时不时会感到一阵恶心，想干呕，却什么都呕不出来。脑子里昏沉沉的，总有一种双脚踩不到地面的错觉。

但至少，他活着。

人们说，他活着是因为海，和那个人的眼睛非常相似的海——海浪在狂风中将他的飞机一点点推向海岸，最终推上了滩涂，搁浅在那里。美国人的地面部队发现了他，把已经休克过去的他从驾驶舱的一堆碎玻璃和一片血水里拖出来，费了一番工夫才止住那颗7.92mm钢芯机枪子弹引发的大出血。

他昏迷了整整十二天。

由于他的飞机一直没有返回基地，而英美盟军间的通讯又因为天气原因严重滞后，他的名字迟迟没有报过去，指挥部以为他已经在瑟堡阵亡，于是派人去他的房间清理他的物品，以便到时候通知家属前来领取，结果却发现了许多不属于他的东西——Farrier的东西，服役证书、飞行执照、□□、通行证等等，也有没署名但明显是成双成对放在一起的小物件，比如牙刷和刮胡刀什么的，衣柜里甚至留出了一半空间挂Farrier的衣服，在这个只有他一个人住的房间里很难解释。如果以上这些都勉勉强强能用“缅怀战友”这个理由应付过去，那么那块悄悄放在枕头底下的飞机残骸就真的是致命一击了。

等他被美军的舰艇送回南安普顿，再辗转送回基地，等待他的是一张军事法庭的传票。

否认一切，飞行中队的队长在把他送进审讯室之前压低声音苦苦劝诫，不管你和Farrier之间曾经有过什么，那些人问起的时候你必须否认一切。为了你，也为了他。

但他知道，在那些证据面前，在他的心面前，他无法否认一切。

“Collins中尉，”笔杆又在重重敲击桌面了。问话的人用他的军衔称呼他，虽然这个军衔在他接到传票的时候就应该已经不存在了，“我再问一次，你和你以前的搭档Farrier中尉是什么关系？”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已经回答过了。”

“我建议你再仔细想想，”问话的人微微抬高声音，像在循循善诱一样给他举例某些拙劣的借口，“医生在诊断报告上说你由于头部在撞击中受伤，容易精神错乱，可能无法一次性给出准确的回答，所以——”

“我已经回答过了，”他轻轻打断对方，低声重复一遍，“我爱他，但他并不知道。这就是全部。”

一阵窃窃私语从四周涌过来，像一群密密麻麻的白蚁在他身上蛀洞，尽管他觉得自己早已经千疮百孔，再多一些也不会有任何区别，也不会比现在更痛。纸张被翻得哗哗作响，还有笔尖在上面飞快做着笔录的沙沙声。

他否认了一部分，因为否认一切只会让证词漏洞百出，反而有可能越抹越黑，不如牺牲自己去保住Farrier。

他说，那些东西都是Farrier消失在敦刻尔克之后他擅自保留的，那块飞机残片也是他擅自申请到的，一切都出自他的意愿。

他说，他和基地里的所有人一样仰慕Farrier——没有人会不仰慕那样出色的飞行员和空军英雄，只不过他比别人多了一份静悄悄的爱慕。当然，这也是他自己的问题，与Farrier无关。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他缓缓道。

并没有什么要问的了，证据和证词已经齐全，只差定罪而已。

然而负责审查他的委员会内部匆匆吵了一架，一直无法就怎么处置他达成共识。空军基地的指挥官亲自写了一封信，委婉地指出法庭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们之间发生过实质性的“不道德行为”，他的证词只能构成一种精神层面上的“道德问题”，而且是单方面的。

另外，他们都是一大批年轻空军的长官，都为国家作出过巨大牺牲，一旦宣扬出去肯定会有负面影响。

于是委员会决定稍稍让步。

由于他拒绝接受药物注射，所以只剩下坐牢这一种选择。

审判书上的刑期一改再改，由一开始的两年改成一年，考虑到他需要长时间的治疗和复健，又再改短些，最终他被判刑九个月。军职理所当然地被撤销了，空军总部把他的档案归到“因特殊情况退役”一类里，把他的名字从基地现有的飞行员名单上悄悄删除——所谓的“低调处理”。

还有一件事是他们需要处理的。

“我们需要把你手上所有属于Farrier中尉的东西一一清理掉，”法庭派来的人告诉他，“包括那块铁板。”

他猛地抬起头。

他在听法庭宣判的时候连眉毛都没动一下，现在却浑身发冷，发抖，声音凄厉：“如果你们想杀我，为什么不直接往我头上开一枪？”

对方似乎被他凌厉的语调狠狠镇住，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只好收起文件匆匆忙忙地抽身而去，没有理会他在后面发出的一声嘶吼，也没有阻止团团涌上的警卫粗鲁地将他钳制在原处，假装听不见他的声音在抽噎。

他被关押在英格兰西南部的一座军事监狱里。

他被判刑，以及为什么被判刑，都通过空军总部传达给了他的双亲。

在那个偏僻闭塞的苏格兰村庄，任何丑闻都足以毁掉一个家庭，况且还是这样一个丑闻。他托人给他的父母和两位姐姐捎去口信，让他们当作没有他这个儿子和他这个弟弟，告诉周围的人他已经在空战中阵亡，已经死了。

那个有着一片葱葱绿野和白色羊群的小村庄，他不能再回去了。

那片一望无际的蔚蓝天空，他也不能再回去了。

他第一次知道眼睛看不见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医生一开始对他说那是暂时性失明，只等他颅内的淤血慢慢消散。然而当“暂时”的时长从一天延到一周，从一周延到一个月，再从一个月继续无止无尽地延长下去，他就知道那不可能是暂时性的了。

二十四小时里只有黑夜，以及更黑更长的黑夜。

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畏光，只能用纱布缠着眼睛，无助地坐在铁栅栏旁默默承受四周各种各样的声音倾倒而下。他是一个飞行员——曾经是——本应该依靠视觉和飞行仪表，而不是仅仅凭听觉和触觉来判断位置。身体无法适应那种剧变，动作一度跟不上，无数次在茫然摸索的过程中磕磕碰碰，无数次摔倒，弄得身上到处都是一块块的淤青。

刚刚入狱的那些日子里他完全靠镇定剂活着，一旦药效过去他便像缓缓沉进了一片沼泽里，又湿又冷，怎么挣扎都挣扎不出去。

他把自己捂到被子里，一次次从噩梦中惊醒。孤独仿佛一座山那样将他压垮，压碎。

他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想摸摸那块这些年来唯一能带给他安宁的铁板，但那里空无一物。

他在那一刻失控地哭出声音，十指紧紧揪住枕头，像要把枕套撕成碎片一样重重抓扯上面的布料，在冷冰冰的钢架床上痛苦□□，嘶喊，抵住墙壁缩成一团，周围却没有任何人回应他。一个都没有——

“Ainsley。”

有人在叫他。

他在黑暗中微微呜咽着，一直发抖，不自觉朝着声音的方向轻轻蜷缩过去。

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晰，低沉而坚持：“Ainsley，醒醒。”

他感到一双手紧紧抱着他，粗重的呼吸喷到了一个人的颈窝里。他本能地贴上去，那个人也越抱越紧，用力按住他的后颈，把他牢牢禁锢在一对坚实的臂膀间，用他前面的名字低声呼唤他，像漆黑中抛出的一根根绳索，把他捆住，拉出那片浑浊的沼泽。

他重重喘息几下，肩膀一颤，终于从梦魇中挣扎而出。

“Ainsley，”手并没有放开，依然严严实实地抱着他，其中一边手埋进他的发丝，有力而耐心地慢慢抚弄。带着安慰性质的吻落到他的发鬓上，“没事的，我在这里，一直在——没事的。”

他茫然地张了张嘴，嘴唇在抖，什么也说不出，只是哆哆嗦嗦地伸手在面前的人背上一阵摸索，然后一下抱住，绷紧的身体总算缓缓放松下去。

雨声隐隐约约传来。窗外面的一只镀锌水壶在雨中发出单调的啪嗒啪嗒的声响，风隔在一层玻璃外，只听得到铁制的风标在后院轻轻打转，安谧而安宁，一如岁月的脚步声。他听着，一动不动地埋在那个人胸前，胸膛里那一下下传过来的沉稳心跳和他的心跳缠到一起，把他的拉慢，渐渐合二为一。

“William。”

他喃喃叫着，像一声宽慰的叹息。

“是，”身边的男人轻轻回应他，“我在。”

他平静下来，闭上眼睛，任由那个人的手指温柔地替他擦拭那些浸湿了发根的汗。即使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也能让他的心安然沉淀下去。

他默默等对方擦完，然后握住那只手，侧过头，在那块残旧的疤痕上亲了一下。

那只手的手背上已经有了浅浅的皱纹。

而他的头发也已经不再是明亮的金色，时间在那里微微涂上了一层灰白，印证他们之间无声流逝的光阴。

他们在一起已经三十六年了。

战后的欧洲蹒跚着迈入了一段长长的经济萧条期。毕竟，一个用六年时间挖出来的伤口是无法马上愈合的。

由于开战后大部分的劳动力都被送上了前线，工业人力资源短缺，战争刚刚结束的那几年甚至连过冬用的煤炭都一度供应困难，纺织品也一样，厚衣服远远不够用。他们在伦敦十二月的寒冷中紧紧偎依，卷在同一张旧毛毯里，Farrier的手本来就不怎么灵便，那时候更加僵硬，于是他会把它们揣在自己手里不断揉搓，给它们解冻。而Farrier则会凑过去轻轻吻他冻得通红的鼻尖和双颊，用一个密实的拥抱温暖他的身体。

有时候他觉得他们可以就那样过完一生一世。

不过，他理想中的一生一世其实有着一间传统都铎风格的尖顶小屋，下面是红砖墙，而阁楼那一层的墙面则统统粉刷成白色，用黑色的木质栅格一道道围起来，常青藤从屋角一路爬到屋顶。屋子一前一后都是花园，种满风铃草和三色堇，还有一棵栎树——或者两棵，这样还可以在它们中间放一张木条长椅，在盛夏的树荫底下静静靠在他的爱人肩膀上小憩一会儿。

Farrier听完之后没有任何表示，只是在两个月后的某一天把他带到伦敦郊外一幢小小的尖顶房屋前，拉着他的手放到门上，说：“这是我能找到并且也能负担得起的房子当中最接近你理想的一间。”

接着又拉着他的手放到自己心口上：“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他久久不能言语，哽咽着点了点头。

Farrier的军衔、军饷、还有军官补贴都留着，再加上英国政府发给战俘的特别抚恤金，也算是有一笔小小的积蓄，把他们的家买下以后还剩一部分。谈不上宽裕，却也足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

而他失去了军职后也失去了所有相关的待遇，但一直都有医疗补助和残障补助。

“至少不会拖累你。”他常常这么说，每说一次Farrier都要生整整一天的闷气，直到他轻轻挨过去拉住对方的衣袖小声道歉为止。

Farrier因为他的事情曾经对继续留在皇家空军产生了抗拒心理，甚至一度推掉空军学校发出的任教邀请，但他还是慢慢把人劝了回去。大环境如此，不仅仅是空军，在别的地方被发现了也是同样的下场，甚至更惨——起码指挥官和基地里的其他人还暗暗向他提供过帮助。尤其是那批他们当作家人一样照顾的年轻人，在军事法庭没收Farrier的东西之前抢先一步偷偷取走了那块焦黑的铁板，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等他服刑结束再送还给他。

现在，那块印着“R9612”的珍贵残片静静悬挂在他们正厅的墙壁上，像历史留下的一块伤疤。

而墙下则是一个方形的玻璃罩，罩着里面那只写着皇家空军箴言的小小的纸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