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Chapter 4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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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意识的那一刻就像唯一一根电线被剪刀咔嚓剪断，所有的灯都同时熄灭了，所有的投影画面都同时消失了。一道黑色的闸门在他面前沉沉落下，把世界关上。

他甚至没有时间对身后爆炸的那枚机炮炮弹作出反应。

他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几分钟、几小时、还是几天几夜——他感觉不到差别。

他只是浑浑噩噩地跳过了这段没有任何记录的空白，从一个断点直接跳到了下一个断点。

第一个回来的是声音。

声音很远，又或者说，像什么人隔着三十公分厚的墙在另一侧用力捶打，而墙内只能隐隐听见些许闷响。

渐渐地，闷响变得越来越硬实。墙换成了木板，有砰砰的拍门声在一公分不到的地方响起来。

然后他猛地发觉那是他自己在咳嗽。

“咳咳咳……”

当上半身由于咳嗽而重重抽搐起来，痛觉也回来了。胸膛的一阵阵震荡带动了腹部的痉挛，钢针般的疼痛扎在背上，他像绞成一团的湿毛巾，水分仿佛要以冷汗的形式从他那里全部逃出去。

周围有人。

陌生的声音和陌生的语言零零碎碎地掉下来，像有谁把一个个带着棱角的、生脆的音节塞进他的耳道。他一句也听不懂，只能昏沉沉地在那些斯拉夫语系的小舌音里艰难摸索。

一个明晃晃的光圈落到眼皮上——手电筒，有人正一边照他的脸，一边用手扳开他的嘴，在检查什么。

光线太强，他的眼睑剧烈颤动，终于微微撑开一条缝。

“……我有，肺结核。”

他用英语说。血痰堵在喉咙里，没办法一口气把话说到底，但他坚持。

“别，靠近……可能会，传染。”

大约因为词语发音相近，围住他的那些陌生人似乎听明白了，松开手，后退一步。手电筒的光一下子拉远，他恍惚睁大眼睛，终于分辨出自己正躺在一个军用三角帐篷里。

“Tuberkulóza（肺结核），”其中一个人说，“on potebuje doktora（他需要一个医生）。”

——捷克语。

医生这么告诉他。

医生在一座由旧监狱改造而成的临时医院里。比起医院，看上去更接近精神病院，尤其是那些还来不及拆除铁栅栏的房间，墙壁只匆匆粉刷过一次，遮不住过去囚犯在墙面上留下的斑斑血迹。

他就住在这样一间病房里。普通病房已经满了，况且他并非“普通病人”。

他刚刚被送进来时神志一直时有时无，在担架上混混沌沌地睡过去好几次，直到医生把他叫醒。

一根手指在他正上方左右摆动，像在测试他的眼睛能否跟上。

“如果能看见我的动作，就点点头，可以吗？”

他花了一些时间才让目光聚焦到那根手指上，追逐手指的位置变化，最后轻轻点了点头。

“很好，先生，非常好。”

手指移开了，取代手指成为目光聚焦点的是医生那副琥珀色老花镜上厚厚的两块镜片。镜片上映出一张瘦削的、微微苍白的脸——他的脸，连他自己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医生继续提问：“你知道今天的日期吗？”

不，他不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在战俘营里数着日日夜夜，直至他意识到每数一天，都是他们失去对方的又一天，于是再也数不下去。

没有等到回答，医生自己说出来：“1945年2月2日，今天的日期。”

他的眼睛微微眨动了一下。那么，还有四个月——离那个人下次过生日还有整整四个月。

“你能说话吗，先生？”

他没有说话，却点点头。

他不确定自己能说多少。

“你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英国人。”

“你的名字是？”

“……Farrier。”

医生压低下巴，以便于老花镜从鼻梁上稍稍滑下去一些，直接通过两只眼睛注视他。

“我的意思是，全名，先生。”

William Emmett Farrier——缩写为“W. E. Farrier”，用钢笔记在一张发黄的小纸片上，穿上细绳，系在钢架床的床尾充当临时的登记卡，和这间医院的其它方面一样落后。

这里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德国在捷克建立的傀儡政权，在苏联人连续十几天的猛烈空袭下已经摇摇欲坠。

捷克本土的独立运动组织也纷纷加入了推翻德国统治的最后一战。他和其他在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的战俘被其中一个组织的巡逻队发现，带到了他们在苏联占领区内的这间医院。

负责照料他的医生早年曾在利物浦待过一段时间，是这里少数能讲英语的医护人员之一。

食物和药物都很紧张，完全靠苏军提供的卡车一车接一车拉进这座山谷，然而卡车一周只来一次，有时候两周一次，毕竟支援前线部队更重要。

而对于肺结核，他们甚至没有药。药根本不存在，比黄金更贵重的链霉素只会出现在实验室里。

当时治疗肺结核的通用方法就是让病人静静躺着，不能大声讲话，不能阅读书报，不能进行任何娱乐活动，就只能硬邦邦地躺在床上十几个小时，理由是“为了防止肺部受到任何刺激”。然而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种形同□□的疗程有可能持续两年。

“我办不到，”他觉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稳，但他的手在发抖，“我不可能等两年，我要回英国。我必须回去——”

“你在开玩笑，”医生严肃地看着他，没有接受任何玩笑的意思，尽管他们都知道那不是玩笑，“先不说你以目前的身体状况能不能活着回到英国、离这里最近的一个波兰港口是不是还在德国人的控制下、船主肯不肯让一个肺结核患者登船，你要是现在出去，我敢保证你连一半路程都走不完就已经死在德国人或者苏联人的机枪下。”

这些他都明白。

可是他想回去，想了五年，想得发疯。

“有人在等我，”Collins在等我——他哑着声音说，“求求您，医生，让我回去，让我回家。”

“你应该知道我的回答，”医生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我不能让你回家，至少现在不能。但，你可以写信。”

他并不是不想写信，而是他的手无法再“写”信了。

他好几次尝试着自己提笔颤巍巍地在纸上写字，可钢笔总会一次次地从他只有部分知觉的手指间掉落，掉到地上，墨水和灰尘一起沾得到处都是。

负责看护他的那位护士有些看不下去了。

她只会说几句磕磕巴巴的英语，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于是拉来了另一个住在这里养病的英国战俘。

“我可以替你写，”那位来自诺丁汉郡的年轻人看着他双手上陈旧的狰狞枪伤，立刻明白过来，表示自己非常乐意代劳，“你想写什么，只要告诉我就行。”

——不行。

他闻言久久盯着年轻人手上的笔以及笔下一片空白的信纸，张了张嘴，却半晌没说话。

——我想写的，我不能告诉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他真正想写的，即使在双手还能好好写信的时候，他也不能写出来。那些话语只能一句句刻进心脏，深深埋藏在内。

战时的信件，尤其是跨国信件，都会被双方的情报部门一一拆开检查，以免有人从事间谍活动，在信里泄漏军事机密。他们的关系并不是什么军事机密，但仍然是机密；一旦写出来，一旦公开，这封信很有可能会把Collins送上军事法庭，送进监狱里。

快五年了。

而他甚至无法写一句“我想你”，更无法写那句“我爱你”。

“To my dearest friend——”

他听到自己缓缓开口。

他的信很短，很平静，平静得连代笔的那位年轻人都有些懵懂，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上去伤痕累累的人能用一种描述第三者的语调描述自己，所有的残酷都只字不提，默默留在了信纸外。

譬如信的开头第一句“I am fine”。

譬如淡淡一笔带过的“手受伤了，目前不能自己动笔”。

譬如没有说明原因的“医生建议我留在捷克再稍稍休养一阵子”。

譬如结尾部分提到的一间小酒馆，只说“等我回去，等到六月的第二天，我们再一起去那里喝酒”——仿佛这只是一封普普通通的日常书信，写在暖融融的春日阳光下，而不是冰天雪地的荒原上。

信写完了，装进信封。

他在这时候摇了摇头，没有让年轻人把信封封上，而是要来另一张信纸。

他把食指伸进墨水盒里蘸了蘸，左手扣住右手手腕，让自己的动作尽可能稳一些，接着慢慢地在第二张信纸上涂写出一行字。尽管手指在微微打颤，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所以写出来很端正。

他低下头，耐心地把墨水一点点吹干，再把信纸一点点折好，最后放进信封。连同他的心一起。

“那么，收信人是？”

年轻人指着信封问。

◆

收信人是Ainsley Alan Collins——没有缩写为“A. A. Collins”，而是把全名工工整整地拼了出来，让这封信能准确无误地送达。

每周一次的卡车除了运送食物和药物，还充当了邮差的角色，把捆得结结实实的一大包信件递交收发室，顺便取走需要寄出的那些。

“不用天天来，”收发室里的那个圆鼻子老头用带着浓浓捷克口音的破碎英语说，“不，没有那么快。卡车得先把信件送到五十英里外的一个小镇邮局，再由邮局分批送到港口，送上邮轮。不，没有邮航，所有能飞起来的东西都用来运送士兵和武器了。”

他仍旧天天来，仿佛收发室在没有卡车到来的日子里也能意外地分拣出一封属于他的信。

老头也放弃了，不再唠唠叨叨地强调信寄到英国至少需要一个月，从英国寄回来也是一样。当然，前提是邮局和卡车还没有被炸烂。

即使一切顺利，寄信地址和收信地址之间也还隔着一千四百英里。

即使一切顺利，他和Collins之间也还隔着一千四百英里。

哪怕仅仅是一个触碰，他想，默默地闭上眼，我和你之间，也还有一千四百英里的距离。

在等待的日子里，他像钟摆一样在一个个小时间机械地摆动，每天以同样的规律运作：十点睡觉，第二天早上六点起床，洗漱，用餐，然后在护士的监督下静静地躺三个小时，如果期间没怎么咳嗽的话，还能获准坐起来读一本书。午餐之后再静静地躺三个小时，然后在晚餐开始前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时间。

说是“自由活动”，其实并没有太多“自由”。

他的“自由活动”被限制在病房与收发室之间一条长长的走廊上，面向一片空地，远远可见连绵不断的厄尔士山脉隔在他和欧洲大陆的另一端中间，看不到海，更不可能看到海对面的岛屿。

他看着空地上的白雪一层层融化，继而消失，露出底下湿润的泥土，看着早春的青草从那里面抽出一些细嫩的芽，渐渐拔高，在一天比一天暖和的风中静悄悄地摇头晃脑。

然后他知道，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

Collins始终没有回信。

他依然天天去收发室，不再询问有没有他的信，只是默默地靠着墙坐上一个小时，然后回去。

他说，他过来是因为收音机，不是因为信。

收发室的老头微微看他一眼，别过脸，并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指出他根本听不懂捷克语。

收发室里的确有一台收音机，机型老旧，右边的喇叭已经失灵，在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收不到信号，入春后总算渐渐能听到一两个电台了。德占区的傀儡政府每天都在喋喋不休地叫嚣要把支持盟军的叛党全部处决，而苏占区则一直在宣扬苏联在东线战场上的捷报。

即使没有老头的翻译，他也知道苏联人最近频频获胜，因为卡车送进来的物资越来越多了，有一次甚至带来了一批小型医用器械，包括一台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X射线机。

医生立即用那台机器给他拍了一张片子。

“这里，”医生指着肋骨下一个隐隐显现出的白色环形对他说，“这就是肺结核的病灶。”

环形所在的位置是左肺叶，正对心脏，看起来像挖出了一个黑漆漆的空洞。

看着X光片的他忽然笑了。

——原来，那里真的有洞。

医生说他的病灶旁边已经开始出现一点点白色颗粒，那是钙化的前兆，而且他近来也不再咳嗽，证明他很可能正在慢慢痊愈，也基本不具传染性了。但谨慎起见，还需要继续治疗一段时间，只是自由活动的范围可以不再受限制。

“你的意志力很强，先生，”医生感慨道，“当初刚刚见到你时，我一度以为你不可能坚持下去。”

不，他无声地回答，我很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如果说四年多的战俘生活像活生生煎熬了二十年，那么，他等待回信的这短短三个月就像过完了一生。

他以为直到他一生结束，等待也不会结束。但是他错了。

他的等待结束在一个晴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下了三天的雨终于停住了，白橡树的枝叶微微散发出一股湿润的、清冽的初夏气息，山雀在不远处鸣叫，透过铁栅栏一格一格印到床单上的阳光有着无比温和的颜色，让他想起小时候在孤儿院厨房里见到的刚刚烤出来的金黄色松饼，又轻又软，暖洋洋的——正像那个人的头发一样。

他和往常一样六点起床，洗漱，用餐。

他已经不需要再静静躺上几个小时了。放晴了，他可以出去散步，甚至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运动。

“先生。”

收发室的圆鼻子老头见到他时顿了顿，似乎犹豫着要不要开口，最终还是叫了一声。

他停住了，像轮轴的铰链忽然间卡住一样，停得很不自然。

他看到老头微微抬起手，手里捏着一封信。他的背脊一下子绷直了，目光锁在那上面，双脚一动不能动，半天迈不出去。

“卡车半小时前来过，”老头的捷克口音听上去比平时更浑浊，似乎刻意没有把字咬得很清晰，“这个，是你的——给你。”

老头递出那封信。信封反面朝上，也许这也是刻意的。

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一把抢过了信，紧紧抓在手上，粗声喘气。

然后他发现——他见过这个信封，在三个月前，他亲手把它用胶水牢牢封好，亲眼看着它被放进需要寄出的信件当中，最后被卡车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