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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变暗了,我将目光从信纸上抬起来看了看煤油灯,火苗极其微弱,只剩下豌豆大小。夜已经深了,疲惫突然袭来,我揉揉眼睛,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我很想知道故事的结果,信的主人是不是在那次大火中一同被烧死了?可是转念一想,应该不会,不然是谁写下了这封信,然后将它投进邮筒里的呢?巨大的谜团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很想一口气将所有的文字看完,可是眼皮已经不听使唤了。我将信纸收好了放回信封,将煤油灯熄灭,然后侧身躺在了床上。信中所讲的一幕幕在我脑海里形成了清晰的画面。我闭上眼睛,回味着那些如梦似幻的尘封往事,一张张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孔不停地在我眼前闪现。那如烟的往事仿佛遥不可及的回忆,淌过岁月的河流,在我眼前翻涌着波澜。我伴着这些遥远的故事沉沉睡去,希望能够梦回往昔,亲身经历那段尘封已久的燃情岁月……
第二天早上我不出意料地起晚了。从梦中惊醒的时候天已大亮,我就知道上班肯定要迟到了。雷蒙德果然对我发了脾气。雷蒙德·多洛辛斯基是我们这儿的头儿,训手下就跟训儿子似的,劈头盖脸一点儿也不留情面,以至于人们都在私下里称呼他“肝火旺先生”。可奇怪的是他关心起手下来也跟关心自己的儿子似的,如果哪个年轻人有什么困难,比如家里有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心事影响了工作,他就会把先你叫到办公室呵斥一番,然后叹一口气,继而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开始转变语气跟你推心置腹。
“你是不是在这儿干腻歪了?!”雷蒙德瞪着眼睛大声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根本就不懂得时间就是生命!”
他总爱把事情说得很严重,好像我们稍有闪失,世界大战就会再次爆发!
“……如果都像你一样没有时间观念,如果重要的信件不能及时送到人们手里,就有可能会事关生死啊!还好现在仗已经打完了,要是在战争年代,你知道一封家书有多重要吗!”
雷蒙德说的振振有词慷慨激昂,甚至有些夸大其词、没事找事的苛刻嘴脸。奇怪的是,对于他的痛斥我似乎并不讨厌,反倒觉得有些同情他。这个不幸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年人,人生观和世界观肯定跟我们不一样。有人说,战争是帝王的娱乐、战争是死神的盛宴。所有的母亲都憎恨战争。战争来临时,真理是第一个牺牲品。战争使多数人流血,却养肥了少数人。战争也爱吃 精美的食品,他带走好人,留下坏人。就连阿道夫·希特勒都说过——战争只能带来伤害,到头法国仍是法国,德国仍是德国!战争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那种无时无刻的死亡气息。所看到的所有一切都是阴霾,所听到的所有一切都是恐惧。战争中的人们没有希望,城市没有生命。战争带走了我的父亲母亲,只留下一生都无法抹去的创伤。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雷蒙德突然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回过神来定睛一看,他正在用一种近似于愤怒的目光盯着我,似乎我是那个伤害了她女儿的负心汉,已经不可原谅。
“听到了,”我点点头回答说,“我以后再也不会迟到。”
他像看仇人似的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摆摆手叫我赶紧去干活儿。
今天的任务依旧不少。似乎是为了惩罚我上班迟到,那一大堆的信件足够我马不停蹄地忙一整天。而且这次又有那个乡下姑娘的信件,去往她家的路上要走过很多崎岖不平的小路,而且很远,所以每次有她的信的时候我总要比平时多跑很多路。可奇怪的是她的信还特别多,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有一封,而且雷打不动,好像她正处在热恋之中,每隔几天都会收到一封恋人给她写的情书。我这么推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每次给他送信的时候,总能看见她焦急地在门外等候,仿佛望眼欲穿。而且每次收到信的时候她总会欣喜若狂,高兴地接过信去然后快速跑回房子里拆看。我不止一次想问她写信的人是谁,她是不是很爱他?可是我没有资格这样问,只是每当为她送来快乐,看着她开心的样子,自己也会感觉到欣慰,所有的辛苦也就值得了。那女孩长得天生丽质,脸庞很清新亮丽,有着一种浑然天成的灵气,尤其是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一张灵巧的嘴巴和开朗的性格,总是很容易将活泼与欢笑感染给别人。我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她和伊莎贝拉·安格拉德联系起来,却仿佛总有着天壤之别。伊莎贝拉冰清玉洁,却似乎总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而贝亚特丽斯(这是我在她信封上看到的名字)清新脱俗,单纯中又带着一种冰雪聪明,仿佛迎风而长的石楠花,充满生命的活力。
我无数次地幻想着,如果自己能与这样的一个女孩儿相爱,生命里一定会充满阳光。
可是我知道自己的命没有那么好,我自认天生命贱,经历过战争的摧残、家人的离散,走过岁月的创伤,已经没有能力去爱与被爱了。命运之神已经夺走了我的一切,只剩下孤独。
果然又是疲惫不堪的一天。完成所有送信任务的时候天色已经全黑了,我在夜色中骑着自行车,在寂静的城市中踽踽独行。无数次我在别人的窗外看到一家人围坐在餐桌边其乐融融,自己却只能在寒风中眼巴巴地看着。回到出租屋里,点燃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借着暗淡的光芒,我只能在夜里独自咀嚼着这份孤单,并伴着它沉沉睡去。
但今天晚上我不想睡那么早,尽管又累又困,却还有一样东西帮我驱赶瞌睡虫——那只装载着尘封往事的信封。我稍作休息,便急不可待地将它从桌子上拿起来,用手掌轻轻抚摸了一下,就像在抚摸一段珍藏的记忆。然后,我将它打开,取出那叠厚厚的信纸。
它们可以让我不再孤单。
克里斯托弗决定永远离开克拉科夫。那晚,他在大火中窒息昏厥过去,凌晨时分有人发现了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只剩下一口气了。他决定回到格坦斯克,在那里走完自己的一生。他又回到了列车驾驶员的岗位,而且一做就是很多年。直到头发花白,仇恨在他的心里燃烧殆尽,他终于在孤独与悔恨中步入中年。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在了火车上,在那一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行程中,没有喜怒哀乐,没有未来,甚至没有生命。
克里斯托弗有两个搭档,一个副驾驶员,一个年轻的跟班。副驾驶员叫尤利·斯维凯威兹,是个整日忧国忧民的悲观主义者。他说波兰在十八世纪三遭瓜分,十九世纪外族统治,好不容易世界大战结束了,建立了共和国,又要跟俄国争领土。他说波兰就是个竞技场,周围那些豺狼虎豹但凡想要争夺地盘,都要在这块地盘而上打仗厮杀,简直就成了欧洲的公共战场。克里斯托弗对他的那套理论不置可否,只把自己当个倾听者,听他发表一下感慨就只当解闷。罗伯特·马休斯基可就不这么想了,他二十来岁,年轻力壮,自认是个新青年,认为波兰一定会再次崛起,在他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共同努力下重振第一共和国时期的雄风。
这两个人经常会因为思想观念与政治观点的不同展开唇枪舌战,不分场合地进行辩论,各执己见,尽管时常会挣得面红耳赤,但谁都不能说服对方,也永远不会改变对方的想法。
罗伯特·马休斯基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胆小怕事。战争对他的影响并不大,他记事的时候大战就已经结束了,因此可以说没怎么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可谓“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所以性格没有那么刚烈,而且有些胆小怕事,嘴皮子上说说还行,真遇到事儿就不行了。而且他还没有主见,从来不敢独自驾驶列车。没有胆识,所以还算是个小孩子。
事情发生的那天他们三个都在列车驾驶室里。